文丨胡镤心
编辑丨张睿
【亿邦原创】在电影《奥本海默》中，当奥本海默第一次见证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时，巨大而刺眼的白光穿越了200英里的距离和层层防护，世界仿佛被剖开， “那时的他们只知道时代要变了，但如何应对、如何改变，仍然处于迷茫之中。”电影如是说。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教授朱恒源认为，当在若干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后，相互关联的“技术族群”出现大规模创新，随之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市场、产品、工艺、技术、组织和管理创新的组合，开辟出一些新的投资和盈利的市场，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
当大模型引起全球瞩目，这场发展近百年的通用技术突破，不仅描绘出一个十万亿市值的商业蓝图，也讲述了一个近乎创世的野心与狂想。
与之相关的是，当技术变革来临，生活仿佛在惯性和脱轨之间摇摆，对于变化，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应该如何应对？
微软中国区CTO韦青认为“想要创造历史，需要对事物演绎的基本规律有了解。”基于此，我们提出三个关键词：技术周期、产业范式转移、供应链重构，以书籍媒介，一起来看看浪潮背后的结构和趋势。
01
技术周期
现代社会肇始于世界图景的机械化，AI则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深入。
机械化源自牛顿笔下的均质宇宙，质的差异被取消，只剩下量的多少，所以可以被编码成不具有个性的算子，或被还原成不具有根本差异的微粒。因此，世界从根本上被理解为数学的世界，科学也开始了以数学的方式，再造自然。
大模型将这种数学能力的极致发挥，万物皆可计算——如果不能，那就当它不存在。
在这一精确的、数学化的方向上，人如何与机器交流，世界图景如何更加可计算，有人在七十年前已经给我们指了个方向。
今天说起赛博空间（cyberspace）、赛博文化（cyberculture）好像有点老旧，说起元宇宙、奇点到来、VR、AI、可穿戴设备、物联网、区块链更显时髦。但元宇宙讲的故事，显然没有脱离赛博空间的构想。
比如1963年，赛博文化已经指出，自动化（通过计算机控制工业生产）能将人类从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将人的创造性思维真正用于自由思考；赛博格致力于将人和机器融为一体；赛博空间要为人类提供了更广阔的虚拟世界，甚至延伸到思维脱离身体，获得永生。
《机器崛起》一书向我们澄清，当下这些火热的新媒体技术词语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学者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在理念上、行动上有了积极探索，虽然由于算力、带宽等通信技术原因曾一度停滞不前，但人们对于这种基于“控制论”的技术想象与实践却早已有之且从未停歇。
控制论（Cybernetics）为机器与人类大脑的比较提供了工程学语言和理解路径：输入和输出、负反馈、自调节、平衡、目标。尽管成为时代的奠基之作，但控制论的提出者维纳不喜欢很多的“赛博”概念，他认为这是对现代生活的诅咒。维纳甚至认为将有机体与机器相提并论，与将上帝和人类一并而论一样，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他也由此被归为“不可知论”。
不管维纳如何想，控制论不光影响了技术发展，还影响了社会文化和思想演进史，使用人类的心智来思考机器、根据机器的形象重塑人类，这些看似前沿的技术创新，都在沿着控制论指示的方向前行。
《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机械工业出版社，（德）托马斯·瑞德 著，王晓、郑心湖、王飞跃 译。
技术突破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英雄壮举背后也不乏各种江湖恩怨，学术研究也不例外。
这一轮深度学习经历了二十多年沉寂，一方面来自硬件不给力，研究进展缓慢，一方面来自人工智能内部的东风压倒西风。
符号主义和神经网络之争源远流长。符号主义指预先给机器输入一套规则，让机器按照规则运行，神经网络则试图通过仿造大脑，模拟大脑中的神经网络，达到人工智能。符号主义长期霸占主流，神经网络黯然失色。
神经网络自身的发展也一波三折。模拟神经网络的原创文章发表于1943年，在一台IBM-704计算机上模拟实现神经网络模型发生于1957年，感知机的失败导致神经网络式微二十年，八十年代后互联网又掩盖了神经网络的光芒，但也是互联网给了神经网络更大的机会。
《深度学习革命》的作者关注到这群研究背后的人，采访400多位深度学习从业者，将深度学习背后的曲折娓娓道来，展现了一项新技术如何萌芽、波折、发展、壮大，并风靡全球，试图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故事。
《深度学习革命》，中信出版社，（美）凯德·梅茨著。
当人工智能参与到对人类行为的评估和塑造中时，人类将如何改变？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子的？“ 人”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
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中，来自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三位顶尖思想家——著名外交家基辛格、谷歌前CEO施密特和麻省理工苏世民计算机学院院长胡滕洛赫尔齐聚一堂，探讨人工智能对我们所有人的意义。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中信出版社，（美）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尔?胡滕洛赫尔著。
如果你还对技术本身的来龙去脉感兴趣，可以关注：
《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商务印书馆，（荷兰）戴克斯特豪斯 著，张卜天 译。
《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浙江大学出版社，（德）薛凤，（美）柯安哲 著，吴秀杰 译。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美）福山著，黄立志译。
02
产业范式转移
2023年，大模型引发热议，有人认为，这一年是“iPhone时刻”，堪比苹果手机带来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有人认为这一年像2000年，尽管泡沫弥漫，但第三次工业革命已来；还有人认为，这一年像18世纪，第一台蒸汽机被造出来，一个和过往全然不同的文明形态正在诞生。
在产业发展史上，出现过三次由范式变迁所引发的产业革命（械化革命、电气化革命、信息化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英国、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的美国，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日韩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都是借助新产业革命的机会，向新产业范式转型，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跃迁。
这给所有后发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发展范例。
这一次我们如何抓住第四次产业革命，重构产业形态，实现弯道超车？
对此，清华教授朱恒源认为，成熟的社会已经在上一轮发展中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转型需要余地，不单是技术问题，范式变迁涉及到技术、产业以及经济和社会的系统性的变革。
朱恒源举了一个例子：汽车制造的所有基础学科和技术，都诞生于欧洲，但为什么是美国抢先发展出了汽车产业？因为英国的绅士们习惯马车优先。英国还颁布了著名的《红旗法案》，规定汽车时速不得超过5英里。
在美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环境是怎样？
首先，为了解决人们买不起的问题，福特进行了大量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扩大了生产规模，这只是范式变迁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创新。
接下来就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新。买车之后怎么用？需要放假，需要涨工资——原来舅舅家在城郊，半年去一次，现在有了汽车，有了假期，就可以一周去一次，形成新的生活方式。
汽车还是横冲直撞怎么办？弄个红绿灯——红绿灯技术非常重要，因为红绿灯重新界定了权利，解决了车和车之间的问题；车和人之间怎么协调？弄个斑马线；发生事故怎么办？来份保险；规则都制定了，驾驶员不执行怎么办？来个驾照制度……
“我们现在轻松地学到了这些规章制度，但是在产业发展的早期，产业范式的发展一直在跟一个旧的社会认知作战，是一点一点改出来的。”朱恒源告诉笔者，“比如，福特第一个提高了工人工资，使工人成为汽车的消费者。福特公司的股东就起诉他：第一，你为什么给员工涨工资？第二，你为什么给产品降价？这损害了股东利益。直到通用汽车时代，斯隆有了会计的成本核算制度，才将这个问题说清楚。在此之前，没有成本核算，都是一笔糊涂帐。”
回看如今技术变迁，大模型还处于模型研发阶段，核心技术突破尚未完成，技术创新只是范式变迁中的一部分，接下来如何根据大模型重构生产流程与生产方式，重构生活方式与社会构成，成为更大难题。
近期，OpenAI遭遇著作侵权起诉，也遭遇伦理质疑。当新技术不再局限于科技圈的热闹，而是向大众生活蔓延，关于商业回报的神话故事，必然要让位于关于个人生活与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界定。
如何应对这一场产业变革，我们可以参考当下提出并验证过的各种产业发展模式。比如数字经济。
黄奇帆在《数字经济》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发展新引擎，数字化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应用的核心、支柱、主赛场。
在消费互联网行业，各类电商平台解决了传统零售行业中的渠道矛盾，支撑着上千万个B2B、B2C类的网络商品消费公司：如拼多多平台支撑着上百万的商品、日用品、服装类企业与上亿客户的打折交易；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围绕大量城市工薪阶层对于便捷、实惠的用餐需求，为上游餐厅和下游消费者之间提供配送服务；腾讯微信支撑着数以亿计的用户信息交流；网络打车平台支撑着数以千万计的出租车运行；直播带货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网购场景下用户体验方面的不足；等等。这些平台的确都为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效率上的提升。
同样，在产业互联网方面，有科技金融平台类企业，为各类金融企业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也为各类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数字物流企业平台为港口、铁路、公路物流运输企业提供仓储物流高效率、低成本的无缝对接；有专为工业4.0自动化工厂提供智能软件的平台企业；等等。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路径，让想要抓住这一轮数字机会的人有迹可循。
《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中信出版社，黄奇帆、朱岩、邵平著。
另一种路径是基于头部企业的CIC产业孵化路径。
盛景网联董事长彭志强在《变与不变》详细解释了这种产业升级方式——CIC产业孵化模式，背靠上市公司、产业集团技术、人才、市场、资金等产业资源，让母公司成为“创新公司孵化器”，典型如小米生态链、五星控股、海康威视、三一集团、新希望等企业。
这是一种高确定性的创新创业形态，彭志强认为，在新经济蓬勃发展、全球科技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有一定实力的上市公司、产业集团、独角兽企业都应该成为公司孵化器，设立专门的组织和团队，筹备专门资金专注于产业孵化。
《变与不变》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彭志强著
不管是数字经济还是产业孵化，都需要一个平台提供全要素生产力，通过一个生态实现产品标准化与需求个性化之间的平衡，通过一个机制系统实现多方共赢、强者恒强。这一思路就是平台战略。
尽管平台战略提出已经超10年，但不妨碍它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仍然引得后来的创业者和投资人追求。
平台战略提供了一个赢者通吃和巨额回报的承诺，也满足了一个拆解产业现状、重塑市场格局的野心。尽管10年来，想要在各行各业建立平台的创业者前仆后继，但关于平台的建构、成长、进化、竞争、持续等内容却在退化。
平台泛滥，平台的定义和标准却更加模糊。
这个时候不妨回到平台的最初定义，回到中欧商学院教授陈威如的经典著作《平台战略》，看看如何建立独树一帜的精密规范和机制系统，如何打造一个完善的、成长潜能强大的生态圈，如何做好一个平台。
《平台战略》，中信出版社，陈威如，余卓轩著
此外，想看清当下中国产业转型的前进方向，可以参考弯道超车典范德国、日本：
《借鉴德国工业4.0，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机械工业出版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隐形冠军》，机械工业出版社，（德）赫尔曼·西蒙著。
《繁荣与停滞》，中信出版集团，（日）伊藤隆敏、星岳雄著。
《印度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商务印书馆，任佳著。
如果你还关注央国企改革对行业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可参考：
《改革样本：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案例集》，机械工业出版社，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引领示范：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综合典型案例》，机械工业出版社，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编。
03
供应链重构
对于产业变革来说，大模型相当于一个发动机，未来形成的结果大概率是，生产设施会在社会中网状分布，产能将会被多个商业主体共享，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
朱恒源指出，这是一场全新的全球产业版图重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治理机制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造成产业秩序甚至国际秩序的重构，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
产业链除了变革，还在转移，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包括：
19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欧洲工业向美国大规模转移；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战后重建进程，部分美国产业向欧洲、日本等地转移；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部分日本产业如家电、化工向韩国、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区转移，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全球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变成了全球出口的冠军，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一大国，国际贸易演变为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任务贸易。
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的价值链，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融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向中国延伸价值链和利用中国庞大廉价的劳动力的绝佳机会；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为中国制造/组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一条捷径。
《中国出口之谜》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分析中国出口奇迹的形成，阐释了中国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合作与分工的重要性。作者从高科技产品生产和加工出口的具体价值链分析入手，揭示了中国出口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主要从事的任务，以及全球价值链推动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机制。
《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邢予青 著。
过去供应链转移有两种动因：一个是成本驱动，一个是打破贸易壁垒。近年出现了第三种情况，跨国企业为了避险而要求供应商进行强制迁移。
比如，过去90%的手机制造在中国组装；70%的商品沃尔玛在中国采购；54%的特斯拉汽车在中国工厂交付。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部分产业外流的情况。2019年三星关闭了所有在华手机工厂，越南成为三星在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2021年，三星（越南）公司营收742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越南GDP的20%左右。2022年4月，全球知名芯片制造商安森美宣布将其在亚洲的四个配送中心之一的上海配送中心迁至新加坡，并将关闭中国的全球配送中心。
中外产业研究专家林雪萍认为，现在的供应链迁移不再是简单的溢出问题，而是被迫迁移。因此，如何设计好兼顾国内与海外的、面向未来的供应链，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
《供应链攻防战》，中信出版集团，林雪萍 著
面对全球产业链重塑的大变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徐奇渊博士分析了1994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实体清单制裁情况，认为目前美国对华制裁与对俄制裁结构相反，大部分制裁属于以技术打压为目的的出口管制制裁。
同时，在全球竞争中，一国某个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和该国对这一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难以同时实现。不但中国面临这一困难选择，美国、德国、英国等9个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国家产业链悖论”的问题。
徐奇渊进一步提出了对中美科技竞争新趋势的三点展望：第一，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技术竞争和对抗加剧，平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上升，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新兴技术领域较传统领域的压力更大；第二，未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将进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融合国力竞争时代；第三，中美博弈围绕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将更为激烈。
《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徐奇渊 、东艳等著
如果你还对全球供应链重构感兴趣，可参考：
《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中信出版集团，（美）帕拉格·康纳 著。
《供应链4.0：大数据和工业4.0驱动的效率革命》，广西经济出版社，（美）艾梅尔·埃克特斯 ，迈克尔·布拉基斯 著。
《大国产业链》，中信出版集团，中金公司研究部 著。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中信出版集团， [德]克劳斯·施瓦布 ， [法]蒂埃里·马勒雷 著。
文章来源：亿邦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