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几度·智慧城市系列】
撰稿｜吴俊宇
审阅｜梁欣婷
「摘要：城市的发展变化自有其规律，“智慧城市”是一个所有企业都无法明确界定的概念。各个企业都有自身业务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会推动城市进化，纵使这个过程中存在跟风、泡沫、曲折，但城市会逐渐更为智能。」
北京居大不易，谈“宜居”颇为奢侈。
首都注重规模控制，让城市更“宜居”， “智慧”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可以让城市更具活力。
去年11月，北京提出了《十四五“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征求意见》，目标是2025年建成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标杆。
智慧城市及诸多子目标，如数字政府、市域智慧治理、智慧社区等，与北京“智慧”、“宜居”的诉求是相匹配的。
在全国范围内，“智慧城市”处于概念先导期。国内城市信息化程度有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尚不完善，贸然大规模展开“智慧城市”建设不切实际。
当下建设落地主要集中在一网统管、一网通办、委办局上云、城市信息化建设等领域。
不过，在德勤2019年末一份名为《超级智能城市2.0》的研究中指出，目前北京智慧城市建设试点便有15个，远超其他城市。
北京法律、政策、法规效率高，各区对自身智慧化诉求强烈，还齐聚了国内一流科技企业。企业基于自身业务需求，有较强的城市改造意愿。
这也是2020年一网通办能在北京迅速落地的主要原因。按照规划，2025年北京“新一代智慧城市”将基本建成，可支撑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届时，北京可能会成为一座宜居城市。
01
北京的优势
和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动力更为明显。
在国内，智慧城市建设领先的区域往往行政级别较高。高行政级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通行政、法律障碍，带来较高的执行力。
在德勤《超级智能城市2.0》的报告中，试点规模前五名——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均为直辖市或特区。深圳在2020年获得湾区“政策礼包”之后，也被视为有利智慧城市建设“松绑”。
在北京，智慧城市建设由经济和信息化部门主导。法律、法规制定也已有明确意向。大数据立法正在酝酿，大数据地方法规也将会台。这些法律法规将明确各方数据确权、共享、开放、应用等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其他一线城市区一级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往往需要由区政府申报，由市经济及信息化部门核准通过。但是在北京，部分地区则是具备更大的自主权。
以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为例，由于行政级别高，可在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字经济引领发展行动计划》等文件中直接就智慧城市建设提出落地设想。
智慧城市建设牵扯领域繁多，无论是政府内部的权责关系、政府和企业的权责关系，新技术的制度规范都需要探索。北京虽然尚未出台智慧城市相关法律，但相较其他城市，动作已是超前。
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基础技术也在部署，这被北京列为了首要目标，被称为“夯实智慧基础”，其内涵为持续扩大5G网络建设规模，建设计算中心与数据中心。
通常来说，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最大障碍是，城市信息化程度普遍有限。信息化门槛尚未跨过，智慧化更是困难重重。
与之相反，北京自身信息化建设相对健全，汇聚了一批高科技企业。企业出于自身业务诉求、政府建设任务，对技术探索有较高热情。这使得北京自身基础设施往往可以实现超前建设，为后续探索开拓空间。这在智慧城市业务建设投入及规模中有着明确表现。
中国政府采购网数据显示，2020年几乎所有智慧城市标杆建设项目都集中在北京。其涉及金额也远超其他城市。
北京还各区还在拓展城市副中心，有分担城市中心压力职能。各区对智慧城市建设有较高热度。部分区域已进入顶层设计阶段，这在海淀、大兴区公开文件有明确体现。
在大兴，“智慧城市”已经规划总体框架。目前已确定要建设数据中心，实现数据的采集、传输、计算储存、分析和应用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运行管理平台也在规划之中。
在海淀，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进入了实质阶段。北京市政府采购监管系统显示，海淀区相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机构中标之后，正在参与规划设计。
合同履行日期为2021年6月底前，需要按照海淀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编制的要求，确定人、地、设施规模标准，还要在街区详规中落实规划目标。
“智慧城市”是复杂问题。目前处在概念超前状态。尤其数据中心、计算中心建设周期长，5G网络设施更是测试期。当下肉眼可见的可实现领域是一网统管、一网通办。
从目前全国执行状况看，一网通办早期项目建设周期往往在一年左右，可给市民带来切身相关的便利。
2020年是北京市一网通办落地较快的一年。以一网通办为例，北京通等市民相关的应用层功能已经可以直接使用，居住卡、社保卡相关服务都可网上办理。
应用层产品的顺利落地，为后续展开其他更复杂的建设项目，如委办局上云、跨部门数据打通提供了推进空间。
02
领域的落地
政策法规虽然具备驱动力，基础设施也有必要部署实施。但市民、企业才是智慧城市真正的根基。无论是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其服务对象都是市民、企业。
2020年11月，上海获得了全球智慧城市大会（Smart City Expo World Congress）颁发的世界智慧城市大奖，并在2021年初出台了上海版《意见》——《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试图推动“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
上海版《意见》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措辞谨慎，其智慧城市建设并非侧重前沿新兴技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是着力于优化营商环境，塑造产业生态，提供便民服务。
这也是上海目前成为“全球智慧城市”代表之一的重要原因。
在欧美，“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已持续20余年，更多还是利用当下可用信息技术，对城市面临的问题进行改造。所谓的智慧并不是目标，智慧作为技术手段，最终落点到了市民生活、能源环保、教育公平。
在诸多核心技术、关键政策依旧处在探索期时，北京依然可以整合现有技术、平台、产品——如云计算、微信、小程序等，服务更多企业、市民。“智慧城市”建设同样可以由浅入深，应用层产品创造的价值可以契合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
在政务平台建设层面，北京通等产品是一网通办的代表性案例，健康宝在疫情期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产品极为具体，而且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北京通涉及每个北京市民的生活。市民可通过平台查询社保缴纳状况、公积金余额，了解北京的居住政策。
这款产品覆盖教育、住房、卫生、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等1000项服务，背后接入了55个市级部门、10个区级政府。腾讯云与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共同建设了“北京政务服务”小程序，让这些服务在微信端即可简单操作。
比北京通普及程度更高的是健康宝。疫情期间，它已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背后的主导部门是北京市大数据中心，通过微信小程序便捷了普通大众的抗疫生活，而这些过程离不开腾讯云的技术支撑。
北京产业集中，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需要得以保障。这不仅是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还有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空间。
今年1月1日，《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发布，这被视为有利智慧城市建设。
一位政府采购领域的人士向「深几度」介绍，政府采购领域，过去参加项目建设，需要参与企业提交大量相关资质。部分中小企业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跑腿。但政府间数据打通之后，企业需要出具的资质会减少，整个项目整体流转周期也会缩短。
城市需要大厂，更需要中厂、小厂。三者共存才能提供更有机的商业环境、就业环境。北京市管理部门正在试图为企业、社会提供平台级公共服务，创造健康的产业环境。
在中关村，管委会和属地分园信息孤岛正在被打破。数千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招工、资金补贴、市场推广、供应链、物资订餐服务可通过企业服务平台解决。背后的定制方是腾讯云。
北京人社局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管理平台，通过接入腾讯乐享作为直播平台，助力北京超4万家企业提升职业技能。企业员工在线参加培训，生成学习记录电子凭证。企业下载后即可线上申请补贴，无需线下跑腿。
医疗、教育作为基础服务，是一座城市的生命保障线，也是决定市民幸福感的核心因素之一。北京医疗、教育资源需求大，有必要通过产业技术提高配置效率。
朝阳医院在试图通过“云诊疗小程序”，帮患者智能导诊。线上问诊使线下就诊人员聚集减少，医院患者负荷减少。应急总医院，腾讯云人工智能和医疗人像识别技术和远程云平台能力，可筛查职业病高风险人群，将医疗资源、专家资源合理高效配置。
在疫情期间，腾讯智慧校园、企业微信、腾讯课堂与北京教委打造了空中课堂，解决疫情期间学生的居家学习教育工作。还在帮助一批高校规划校园数据标准，实现教育信息化和应用数据共享。
对北京而言，市民服务、营商环境、医疗教育等诸多关键领域依然有更大突破空间。这些领域和“宜居”目标切实相关。技术、平台、服务是背后不可缺少的条件。
03
首都的挑战
任何国家首都的智慧化建设都会面临诸多挑战。
首都人口密集，承载功能过多，且面临的复杂性各异，“宜居”难度较高。东京如此，首尔如此，新加坡如此，北京同样如此。东亚各国面临的问题，智慧城市追求有相似性也有各自差异。
「深几度」在《东亚抗疫下的数字政府》中提到，东亚国家、东亚文化下对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有着较高追求，这使得云计算、数字平台等技术手段被投入到了城市建设中。
在日本东京，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抗灾需求响应系统、电池基础设施和智能电表是其建设重点。此外，人口过度老龄化还在衍生更多复杂社会问题，如流动性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增高，劳动力生产率下降，社区贬值以及社会活力下降。
正因如此，日本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了“Society 5.0”（社会5.0）的倡议。其核心议题在于推动社会凝聚力，缓解老龄化问题，关心位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Society 5.0”的目标不仅仅是是智慧化，更是社会议题。
这一倡议由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教授德口宗司（Atsushi Deguchi）主导，在他看来，“Society 5.0”的核心不在于建设智能基础设施，而是以社区为单位理解市民问题，通过这些技术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韩国首尔，集聚了韩国50%的经济规模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其城市规模远超北京，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低下，随之而来的废物管理、水源问题、能源消耗乃至社会矛盾冲突都是其问题所在。
首尔市政厅地下室交通运行和信息服务（TOPIS）中心
世界银行一份关于智慧城市的工作文件指出，在韩国“数字技术是关键的推动因素，但城市规划和管理仍处于主导地位。”
首尔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是，加强公民、政府及各方沟通，平衡社会公平、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相互冲突的需求。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市民和智慧公共空间是其发展方向。尤其是智慧市民和智慧公共空间提供了市民直接表达自身治理诉求的平台。
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法律严格，智慧城市建设方向侧重于传感器部署，以此强化动态感知。为了构建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新加坡建设了智能国家传感器平台。
这套系统在去年疫情期间起到了重大作用。其智慧城市建设另一个目标是贯彻法律执行。Smart City Word在2020年3月发布的《智慧城市：理解挑战和机遇》报告中一段话是：传感器可以记录市民高楼抛物、老年护理院上厕所的次数以及检测禁区内的烟雾。
北京一方面需要更健康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市民创造宜居生活空间。
新冠疫情之后，这一进程加速了，数字政府、未来社区、市域社会治理等问题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经济层面，会展、文旅、零售等产业的数字化同样值得深挖。
会展经济、文旅经济是北京城市特色。零售企业、城市商圈面临转型挑战，需要智慧零售解决方案得以支撑。
首钢园区是典型的“生活锈带”。钢铁工业迁出之后，留下了8.63km²重工业遗址。这片区域长期面临园区转型的挑战，首钢园区借助腾讯的文旅解决方案落地了冬奥主题园区和一系列文化活动，使得这片城市空间得以转型。
腾讯云数字技术，依然可以渗入文旅、会展、地产、社区、零售等领域，为企业甚至是产业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帮助企业、社会增效降本。
04
未来的北京
北京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无法做出明确判断和准确预测。
德勤2019年末公布的《智能城市2.0》中预测，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市场规模将高达18.7万亿元。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速度还在加快，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之间争鸣激荡，各自前行。新一线城市无论出于自身需求、跟风考量也在借此推动信息化建设。
总而言之，智慧城市的浪潮已经来临。
城市的发展变化自有其规律，“智慧城市”作为一个所有企业都无法明确界定的概念，各个企业都有自身的业务解决方案。这些业务解决方案会推动城市的进化，纵使这个过程中存在跟风、泡沫、曲折，但城市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更为智能。
每一座城市各有其挑战所在。北京作为首都，在探索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符合自身特色和需求的智慧城市建设路径。
加拿大作家简·雅各布斯被视为城市规划领域的“教母”。她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经典已被滥用，但每一个智慧城市建设研究都无法离开其中的核心原则：
城市不是建筑，城市不是目的，城市是市民、企业的空间。城市如同生命体，会有自身成长、发展的规律。顺应城市自然发展进行建设，才会带来健康改变。否则，建设者只能按照自身空想建设一座大而无当的建筑集群。
在当下，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整合与市民生活相关的政府服务，并打通各部门信息壁垒，提供便民生活服务，这是正在成为现实的方案，也是北京当下迫切的任务。
2008年，一首《北京欢迎你》、一场奥运会，让北京成为了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3年后，农名工歌手组合旭日阳刚的《春天里》则是唱出了无数人对北京的期待。
北京给人的情绪是是复杂的。它有其独有的包容性，在这里你可以感受更亲近、自然的社会关系，却也要经受更为苛刻的准入条件。无数人涌入北京，无数人又离开北京。来来去去，北京依旧是那个北京。
今日的北京有自身特殊定位，对城市未来也有阶段性规划。在走向“宜居城市”的路上，北京还有诸多考验。
新一代技术能否成为让其“宜居”的坚实支撑，依旧值得观察。
参考资料：
1、《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政府官网
2、《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字经济引领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年）》 中关村管委会官网
3、《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 上海市政府官网
4、《Smart cities: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Smart City Word 2020.3
5、《How is Seoul,Korea transforming into a smart city？》MYUNGGU KANG 2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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