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曾发表的“没有集装箱，不可能有全球化”的观点已经成为共识。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一如今被公认的伟大发明，其实也曾在落地过程中四处碰壁。
在《金融时报》与高盛2006年度最佳图书《集装箱改变世界》中，作者马克·莱文森就曾记录这样一些细节：事实上，在集装箱发明几十年后，才由一位名叫麦克莱恩的人发扬光大。
他从自建码头开始，建立起了一整套新系统，从港口、货船、起重机到卡车、发货方式都围绕集装箱进行重新适配，最终使得运费直接降低了95%，难以落地的集装箱由此发扬光大。
故事由此进入了熟悉的路线，由于抢走了大量码头工人的工作，工人开始带头人为增加工作环节、搞破坏，因此集装箱的推行遇上了很大的阻力。但码头越来越多的流程机械化，同样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就业岗位，搬运的体力工作变成操作机械的技术性工作，不少工人反而过得更加体面。
如今发达的航运业带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其一，未来已来，只是往往分布得并不均匀；其二，技术创新不是单点突破，真正的颠覆性创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此之前可能是隐形的。
带着这一视角，反观最近大半年的公众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批评声音，或许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论调甚嚣尘上。大众眼中，中国科技公司们的面目似乎发生了微妙变化，从以“新四大发明”引领创新的先驱，变成了商业利益至上，甚至站到普罗大众对立面的“巨鳄”。
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恐惧源于未知，回顾历史，无论是蒸汽机的发明亦或是传媒技术的革命都曾引起大众的恐慌。但前者开启了大工业时代，后者则推动了信息革命，
换言之，对于科技公司而言，要做的并不是去阻碍技术的发展，而是做好准备去应对随之而来的连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向善”就已经逐渐成为行业共识，甚至被一些公司当做了使命愿景。
未来已来，只是分布得并不均匀
实际上，在科技公司的努力之下，越来越多以往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已经成为了你我身边的日常。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去年初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大量的新技术投入了使用。
一方面，针对防控工作，新技术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科幻电影中常见的通过电子名片追溯个人动向，其实就是作为出入公共场所和复工复学通行证的健康码，其背后不仅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通信、云计算甚至区块链等技术；
更需要打通区域内政府、社区、医疗、交通等多个部门的数据，并且要实现跨地区和平台的数据联通，但在腾讯等科技公司的推动下，短短7 天便宣告上线。
面对谣言带来的焦虑与恐慌，腾讯医典不仅第一时间上线了疫情实时播报，还组建超过100位权威医学专家参与的编审团，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多种方式科普新冠肺炎医学知识；
并且，腾讯为上线五年的产品“较真”推出了疫情辟谣特别版，通过独有的三级鉴定体系和询证体系，对每条查证内容都进行严格的上线前审查，保证了面对流言不断发展，不做粗暴的一刀切。
几乎每个人都能实时掌握最新、可靠的疫情防控讯息。这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是不敢想象的。
甚至，未来生活图景中常见的无人机与机器人也参与到了其中：比如京东数科的疫情外呼机器人帮助社区、学校做信息收集；人们甚至还能通过无人机在线“云监工”方舱医院的进度。
另一方面，新技术更能诊疗环节，减轻一线医疗人员的工作压力。
疫情发生之后，腾讯觅影就第一时间启动了“基于CT影像的新冠肺炎AI辅助诊断”项目，搭载这一技术的人工智能CT设备部署在湖北多家医院。医生肉眼阅片5~15分钟的工作量，仅需数秒内便能完成AI判定，大幅提升了检查效率，帮助患者得到更及时的诊疗。
新技术还在推动社会秩序回稳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科幻作品的常见的热成像系统，由AI人体测温系统实现，为火车站等人流极大的场景提供了高效的解决方案；而腾讯文档、腾讯会议等工具，第一时间针对疫情所需的信息登记、线上协作等需求免费开放、定制功能与模板，极大助力了还在复工复产与“停课不停学”。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我们不再一一列举。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几点规律。
其一，解决方案实现非常迅速，很快就能走完技术验证到产品化。比如，面对各级政府部门管理与服务面临的挑战，腾讯利用技术能力，50天便上线了超过100个政务小程序。
其二，尽管采用了大量的前沿技术，但在落地中依然有很高的可用度。
其三，很多新技术并不局限于“战时方案”而是能在后疫情时代加速落地，为疫情防控提供长效支持。
比如防控进入常态化后，武汉中南医院影像科就与腾讯觅影团队持续合作开发新一代新冠肺炎人工智能辅助治疗系统，可在30秒内提示是否有疫情风险，并按危重程度自动分割病灶。
从一系列的案例中不难看出，疫情其实只是加速器。要做到让大量新技术火速落地，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背后离不开中国的科技公司们在过去多年的技术积累。
“隐形创新”源于创新生态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国科技公司们在技术积累方面并不拉胯，为何却是在疫情这样的关键时刻才体现出“存在感”？我们认为这“隐形创新”的背后，其实由如今创新生态的规律所致。
其一，“中国科技公司不重视技术创新，而只是着眼于模式创新”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
正如开篇那个关于集装箱的小故事，第一个发明出集装箱的人已不可考，但将集装箱发扬光大的麦克莱恩却已经是被公认的“集装箱之父”，反映的正是创新生态的一种雏形。
业界早已有共识，创新生态的核心是包含四个环节的链条：科研→研发→量产→市场。这一链条诞生于上世纪80年的美国，而后进一步经由德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被全世界认可。
这其中，科研作为创新的源动力，通常由高校所承担；而研发则是科技企业所主导；量产需要依靠制造业；市场中的消费者则在体验产品之后反馈改进方向，最终完成创新闭环。
尽管中国科技公司们成长速度极快，但在前沿技术领域的投入与布局，需要走过整个链条才能完成闭环，不可能存在“跳级发展”。所以在大众层面的“隐形”实属正常。
其二，新技术需要经过“跨越裂谷”，离不开科技公司的推动。
即便技术创新逐渐走到市场环节，也并非能一蹴而就普惠大众。很多产品，往往也会因为无法无法与用户需求接轨，而倒在被市场接受的前夜。美国科技营销大师杰弗里·摩尔对此提出了“跨越裂谷”理论进行解释，它基于人们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将用户分为五类：
第一类“创新者”是极客，他们不在乎缺陷，一有新技术就会冲上去；第二类“早期接受者”可能不懂技术但乐于尝试；以此类推，还有“早期主流用户”“晚期主流用户”以及“落后者”。
所谓“跨越裂谷”，则横亘于“早期接受者”和“主流用户”之间。一旦一项新技术获得了早期主流用户的认可就很有可能拿下晚期主流用户；但如果跨不过去，则往往功亏一篑。
如何避免新技术倒在市场前夜？答案是让用户参与创新，基于用户需求进行设计研发的迭代。而作为创新生态主体的科技公司，便承担着连接研发与用户的纽带的角色。
其三，中国科技公司不仅重视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投入，还着眼于将其与市场对接落地：
在创新生态的共性之外，中国的科技公司们还有则属于中国市场的独有属性。一方面，中国科技公司和世界顶级的科技公司一样，重视设立科技奖项与实验室加速创新。比如阿里达摩院、百度研究院、腾讯科技探索奖和量子实验室等。
以腾讯为例，其“科学探索奖”是由马化腾，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携手杨振宁等十几位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的公益性奖项。其面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者每人将在未来5 年内获得腾讯基金会总计300万元人民币的可自由支配奖金。
在去年11月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已经有50位获奖者从一众科学家受众接过奖杯。
腾讯量子实验室则瞄准被誉为本世纪最重要技术方向的量子计算，由著名量子理论计算机科学家张胜誉组建并领导，并已经在2019年的全球数字生态大会上，集中向外界展示了量子AI、化学相关行业初探、Simhub科学计算平台等几大核心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竞争意识更强，对科技接受度更高的国内社会，成就了中国科技公司注重在创新过程中，注重将前沿技术与产业紧密结合以形成双赢的特点。
比如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AI Lab团队早在2018年，就在不乏微软、英特尔等科技公司参加的面向全球人工智能团队的种黄瓜比赛中拿下“AI策略”单项第一名、总分第二名的成绩；
而在2020年，腾讯将“第二届国际智慧温室种植挑战赛”上参赛的“腾讯AIoT智慧种植方案iGrow”放到辽宁做第一期试点便迎来了小丰收，每亩每季净利润增加数千元；
这一方案包含传感器、控制器、边缘网关等工具，在腾讯云上搭建配套PaaS平台，种植决策和温室控制就能自动执行，农民只需在种植、采摘、设备日常维护之外基础维护即可。
此外，像是京东数科切入数字化养殖，推出养殖巡检机器人、饲喂机器人、3D农业级摄像头等设备；百度大脑与京东方植物工厂合作AI植物工厂智能无土栽培方案等，都是极好的案例。
而这些，对于抵触不成熟方案的国外商业环境而言，反而是面临着重重阻力。
钟摆效应的背后
“科技向善”正在成为
科技公司的“平衡之力”
尽管公众对于中国科技公司“重视模式创新，轻视技术创新”的偏见总归会随着更多创新成果的落地而逐渐消除，但是对于中国科技公司而言，悬在头顶的那把剑却并未消失。
一方面，社会风向对于技术创新接受度存在着钟摆效应；
简单来说，社会在特殊时期（比如疫情期间）接受让渡部分个人权利以接受技术创新带来的便利，那么也可能在另一个特殊时期去反对技术创新。这种让渡，在上一个时期的尺度越大，在下一个时期的反弹也会越大。换言之，创新的社会接受度伴随着不确定性。
根源在于，技术创新往往只能先改变一部分人的福祉，进而导致福利偏差“。这意味着，科技公司既要着眼前沿，又要时刻关注“钟摆”的摆动，必须进一步将更多人带到同一个轨道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朱恒源在接受腾讯研究院的采访中，给出了企业在科技创新和适应社会张力上的平衡之道：1，要有前瞻性公益性的研究，关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2，在商业领域将竞争对手当做创新合作伙伴；3，组织和文化上需要有一个纠偏机制。
换言之，对于科技公司而言，在商业回报之外，产品与服务必须兼具公共价值与社会视角。对于新技术产品与服务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科技公司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解决方案。
对此，中国的科技公司们已经逐渐摸索出平衡之力——“科技向善”，其正在从腾讯一家公司的使命与愿景逐渐深化为行业的共识。
2017年底，腾讯研究院就开始了对科技向善的思考和行动，初衷是为科技产品与服务带来的全新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和有效行动，并请到了腾讯创始人之一的张志东作为项目顾问；而后，在一次次“科技向善”论坛上，“科技向善”得到了内部、同行、学者多方响应。
作为人大代表的马化腾还将其作为书面建议进行了提交，最终在2019年被提上腾讯总办，确定为腾讯面向未来的全新使命愿景的一部分。而同一时期，包括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微软、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高级专家组、苹果等公司和组织，都开始了对相关议题的关注。
为何“科技向善”能逐渐成为全行业的共识？
彼时为腾讯做诊断的陈春花在《腾讯“科技向善”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中将其归纳几个方面：其中一方面，对于腾讯而言，其底色是一家技术公司，底层价值观就是尊重每个人。
而另一方面，对于如今动辄拥有天量用户，为千行万业提供数字化基础设施服务的科技公司们而言，就必须把爱、善、利他、遵守规则等普世价值放在企业的价值观里。
腾讯研究院的《科技向善白皮书2021》将这一新的关系解释为“共生”。而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在刚刚结束的“腾讯科技向善暨数字未来大会2021”上，将“共生”的内涵解释为：“互联网正在与各行各业迅速结合，线下与线上，传统行业与数字技术，并不是替代、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荣、相互促进、多方共赢的关系。”
换言之，“科技向善”之所以能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在于其切中了科技与社会彼此依存的大背景下的新的内涵——发现社会运转中的缺陷并用最新的科技弥补。根源在于三个方面：
其一，如今，社会和生活都已经建构在科技公司提供的基础架构上；科技公司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人类社会，蝴蝶效应已经波及到几乎所有人；在万物互联时代，这种嵌入还会不断加深，人类社会高度融合企业必须肩负起各方面的责任。
其二，科技公司动辄拥有百万级的用户，其对于社会的影响自然也是百万甚至千万，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科技公司必然要面对一种要求具备价值观的压力。搜索引擎面对结果的真实性、资讯平台面对假新闻、电商平台面对假货……再谈什么“技术中立”没有任何价值。
其三，从历史来看，社会活力的来自于不断用技术创新挑战问题；革命性的创新并非一蹴而就，正如被公认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iPhone，其一代产品用诺基亚们培育起来的市场眼光来看，不过是一款既不耐摔也不耐用的半成品，但其在供应链研发上不断创新，最终成功。
技术创新注定不断打破以往的规则，借用朱恒源的话说：“如果把新技术的应用比作一匹骏马，我们既要允许马儿跑，但也应该有一个人勒着它的缰绳，至少不让它去踩伤人群。”
最后
过去几年，很多人会借《娱乐至死》一书去批判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但这实际上是对于作者尼尔·波兹曼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媒介批判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技术垄断》的副标题其实很好地概括了尼尔·波兹曼的思想——“文化向技术投降”。
实际上，尼尔·波兹曼并非一个死板的保守者，他批判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投降”这一种态度和行为：人们盲目地高举唯技术主义，不带任何批判性地拥抱新技术，放弃承担作为人的光荣与责任。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在数字时代的迷信？
在我看来，站在更宏大的叙事角度，“科技向善”的背后其实是对于“投降”的反思与修正。在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始终要与人与社会放在同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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