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可以说是当代消费者吃出来的规模化产业。
每天有几百万外卖小哥走街串巷,平均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外卖用户,加上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线下门店,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外卖经济体”。
不过朋友圈里却时常出现这样的爆文:“不做饭,生活情趣和乐趣不复存在,慵懒的职场精英正在被外卖毁掉生活,从此不知烟火气是何味。”
类似的文章之所以刷屏,在于向读者灌输了两点认知:一是外卖毁掉了职场精英们的“仪式感”,二是外卖成了慵懒的始作俑者。在讲求饮食文化的国内,这样的观点不仅要把外卖的价值全盘否定,似乎还要彻底把外卖打入“死牢”。
只是外卖当真如此不堪吗?笔者特意与十多位称得上“职场精英”的朋友深聊了一番,他们有带领十几人团队的企业主管,有管理着多家水果店的区域督导,有每天在不同城市奔波的高级商务,也有在家码字的自由职业者。聊天的目的并不复杂,只是想弄清楚他们对外卖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
为什么要点外卖,仅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吗?
每天点外卖度日,是否会缺少生活中的烟火气?
如何看待外卖,外卖对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01 职场人的“时间黑洞”
年初各种“年度账单”满天飞的时候,偶然注意到某互联网公司品牌总监张楠分享的一组数据:2018年点了328次外卖,还只是一家外卖平台上的数据。
于是在涉及到外卖的选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张楠取取经,然后听到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吐槽:
“记得前些日子一群程序员发起的996.ICU吗,只能说这些人够幸福的了。我每天晚上10点以后才能下班回家,公司在国贸,房子买在了通州,通勤都要一两个小时,你觉得我回家还有时间做饭吗?基本上午饭和晚饭都是在公司解决,要么去楼下美食广场吃两口,要么点份外卖在工位上解决……”
简单梳理了下张楠喜欢点外卖的原因:
1、工作节奏太快,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准备开会,公司楼下的食堂又太难吃,点个外卖还能吃到自己喜欢的美食;
2、为了晚上有时间看几眼孩子,坚持每天回家住,导致上下班时间太长,几乎不可能和家人一起吃晚饭;
3、周末的时候几乎也不做饭,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顺便在外面吃了,有时候在家也要盯着电脑,外卖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对号入座的话,张楠完全可以被纳入朋友圈爆文中的“慵懒分子”。但紧张的工作节奏、动辄一两个小时的通勤,以及被工作占满了业余时间,却成了职场精英们的一种常态。
在某互联网医疗公司任职高级商务经理的林安也对此深有感触:“飞机、高铁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缩短了出行的时间,也让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快,早上还在北京上班,中午就飞到杭州见客户,到了晚上又要坐高铁到上海开另一场会。”
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的90后年轻人睡眠指数研究》提出了“主动失眠”的概念,并非是睡不着,而是不舍得睡。对于很多职场人而言,可能睡前才有一点私人时间。
职场精英们热衷于点外卖,可能并不是因为懒,也不是刻意牺牲做饭的乐趣。可以借鉴哈佛大学教授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在《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中提到的现象:穷困之人会永远缺钱,而忙碌之人会永远缺时间。外表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在让人艳羡的高薪背后,也面临着跳不出的“时间黑洞”。
而外卖,恰恰满足了职场精英们向生活“借时间”的需要。
02 外卖中的“时间管理”
点外卖5分钟,做饭3小时。
除了争取私人时间,思维活跃的区域督导田静还给我算了一笔账:
首先是时间成本。假如自己做一顿饭,跑到超市或菜市场买菜来回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洗菜、切菜、找菜谱、炒菜的整个过程又需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吃饭、洗碗、收拾餐桌的时间加起来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前前后后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如果点外卖的话可能只要5分钟的时间。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2.27小时,北上广深居民均低于2.27小时。每天的休闲时间只够做一顿饭,同样的时间用来陪陪家人,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岂不是更好的选择?
其次是经济成本。以做一道青椒炒肉为例,青椒、瘦肉、调味料等食材的成本可能要10块钱左右,煤气、水电费等大约需要两三块的成本,按照上海白领每小时100元的加班工资,职场精英们做一道菜的隐形成本竟然要几百块。
饭店雇佣一位普通厨师的成本在每月5000元左右,假设每个月工作20天,每天有效工资时间四小时,每小时可以炒10道青椒炒肉。一道青椒炒肉的人力成本在6块钱左右,算上外卖小哥的工资,也不到10块钱。
还有一项成本,即生活管理的成本。很多外卖平台早已支持银行卡和移动支付,可以直接把消费记录导入记账软件,同时每次点单都有记录,也方便关注营养的摄入情况,甚至可以叫专门的减肥餐……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曾在公开演讲中谈及外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像网购、外卖如火如荼的发展,在三四线城市的推动下,全国外卖用户数已经超过3亿,每年给消费者节省了近20亿个小时,如果用于加班对公司很有利,即使用于消费和娱乐,也有利于撬动消费,比如有些人省下时间去打游戏,有些人去看一场电影。”
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也有过类似的推算:按照公开资料显示,美团外卖的单日完成订单量已突破3000万单,每单能够为消费者节省餐厅往返的路途时间,以及餐厅等餐时间约48分钟,算下来每天能为中国人节约2700年的时间。
不管是职场精英们无奈选择吃外卖,还是外卖满足了职场人“时间管理”的需要,恐怕都不只是“借时间”的私欲那么简单。除了为职场精英在时间上带来的精神价值和附加价值,外卖这门生意间接制造的经济和消费价值同样不可估量。
正如电影《时间规划局》中假想的场景:人类社会抛弃了以往的货币,改用时间作为货币流通。或许电影的描述有些赤裸,却也是社会进化的必然。
03 重新定义的“幸福感”
外卖之所以被质疑,甚至上纲上线到不做饭就没有生活的情趣和乐趣,本质上还是对“幸福感”的不同理解。
易中天在《闲话中国人》里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西方文化是做爱做出来的。”听起来有些粗鄙,看似也没什么“科学依据”,中国人对“吃”的在意却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社会的基础设施在不断进化,职场精英们的时间观念也在不断改变,外卖并没有站在“幸福感”的对立面,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其一,社会的进一步分工。
在传统的认知里,做饭可以说是为人妻母的基本技能,可在今天的职场中,女性早已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也势必会加速社会进一步的分工。在“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的原则下,将做饭这件事交给专业的厨师,似乎并不值得非议,外卖所扮演的正是社会分工协作的生产力工具。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外卖可能会让人看起来变懒了,生活方式不再那么传统,但也提升了生活的效率,让职场精英们可以节约出更多的时间,用来陪家人、读一本喜欢的书,抑或是每天多睡半个小时,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就另一个维度来看,传统的城市规划大多遵循了1933年的《雅典宪章》,将城市的功能分为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个模块,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的商圈化,你想吃什么取决于边上有什么样的餐厅。但随着外卖、快递、便利店等新业态的崛起,城市资源的分布已然有了集中化到分布化的转变,至少在“吃”上已经不再受限于你住在哪儿。
其二,新饮食文化的形成。
外卖平台上数以万计的餐饮门店,早已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从潮汕砂锅粥到麻辣香锅,从烤鸭烤鱼到火锅,甚至于日本料理、韩国烤肉、水果零食、下午茶……几乎所有的平民美食都可以在美团等外卖平台上找到。
同时点外卖的诉求也在发生改变,从最初的吃饱变成吃好,比如时间相对宽裕的自由职业者吴菲,在谈到外卖的话题时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平时就是自己煮点粥、下个面条什么的,点外卖往往是为了吃顿好的,像毛血旺、水煮牛肉、蟹黄干丝之类的,自己想吃又不会做的美食”。
在银行上班的高阳夫妇,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原本五平米多的厨房被改小到了两平米不到,给出的理由是:“年轻时买不起大房子,又想要大的空间,平时吃饭就是点外卖,干脆就把厨房的一部分改成了做瑜伽的地方。”外卖已然改变了部分人的生活,成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职场精英们的“时间黑洞”,让外卖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将有人对外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至少已经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甚至间接影响了一些人的命运。
或许可以用“时间契约”来形容外卖和职场人的关系,予以食粮,予以时间,予以自由,这也许就是创新的红利。
在这个以饮食为文化的国度里,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财富。如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吃大锅饭的记忆,改革开放之初吃一顿KFC的喜悦,进入21世纪后餐餐有肉吃的满足……外卖,可能就是属于这代人的味觉记忆和精神财富,也在帮助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 |Alter公众号 |Alter聊IT
作者系独立撰稿人,微信号imhe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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