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商业史上最荒诞的一幕：当一家企业用数十年的真诚赢得了亿万消费者的信任，当它把“对员工好、对顾客好”做成了行业标杆，等待它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一场场仿佛有组织的流量猎杀。
在当前的中国商业版图中，胖东来正成为这个时代最特殊的“靶子”。从断章取义的商业诋毁，到披着“维权”外衣的敲诈勒索，这家以极致真诚著称的良心企业，在其全国影响力快速爆发的近三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网络围剿。据新华社报道，2023年至2025年期间，仅许昌市人民法院受理的胖东来网络侵权诉讼就已近50件，占其全部诉讼案件的90%以上。
这绝非普通的公关危机，也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而是一场瞄准整个社会信任根基的精神侵略战。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切开了我们这个时代三大难以愈合的病灶：法律维权的成本倒挂、算法驱动的恶意放大，以及集体心理创伤的应激爆发。
作为前反不正当竞争律师与AI精神健康领域创业者，我将从法理、管理与心理三重维度，拆解这场流量猎杀的底层逻辑，解读胖东来凭什么能在这场精神围剿中屹立不倒。
01 维权真空地带的多重挑战
如果我们将这场流量猎杀放置在法理与商业的显微镜下，会发现一个极其畸形的现实：作恶者如鱼得水，行善者步履维艰。这不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司法系统的中立性特征、平台算法的逐利性驱动、网络黑嘴的自组织式攻击三者叠加，共同造就了法律维权出现真空地带的系统性困境。
1、“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法律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司法机关不干涉企业管理自主权，是法律的公平性体现；“不告不理”和“谁主张谁举证”，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然而，即便胖东来的维权案件最终胜诉，也不能弥补它的巨大损失。据新华社报道，以“内裤掉色过敏案”为例，胖东来律师团队反映，该公司因段某侵权行为，下架商品、送检商品、取证维权等累计费用超50万元。段某于2025年2月4日发布视频后，当月胖东来预估销售额损失约6.6亿元，商誉遭受重创。
网络黑嘴的账号往往是虚假实名，或隐匿在复杂的网络节点背后。胖东来若要维权，首先在取证上，需要耗费巨额成本去完成网页保全、视频公证、跨地域调证等一系列前置工作；其次在时间上，从立案、一审、二审到最终执行，动辄需要一年半载，案情复杂时甚至更久。即便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禁令，切断传播渠道，但互联网上的侵权伤害却是按秒计算的。
最后，在赔偿上，即便赢了官司，司法判决也只能在法定范围内要求侵权人删除侵权内容、赔礼道歉和支付有限的赔偿。
但在漫长的审判周期里，企业名誉的隐形流失、供应商上下游的信任成本、社会公众的认知消耗，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弥补的。对此，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志刚也表示，企业被迫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应对不实信息，运营及维权成本高，可能会陷入“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困境。
司法系统的严谨与中立性，无意中给企业维权留下了难以填补的“时间差真空”，而这恰恰被网络黑嘴利用成了实施侵权行为的完美窗口期。
2、算法至上：被撕下的“技术中立”伪装
与企业维权的高昂代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黑嘴们极度低廉的作恶成本。而在这个黑色产业链背后，看似“技术中立”，实则“算法至上”的互联网底层逻辑，一定程度上成为谣言的放大器。与司法系统基于法治原则的客观中立不同，平台所谓的“技术中立”，本质其实还是流量利益驱动。
在刑法理论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核心是看其对危害结果的认知与态度：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可能造成危害后果，且希望并积极促成结果发生，是直接故意；明知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却消极放任其发生，是间接故意。
网络黑嘴花不到10分钟，敲敲键盘、配上耸人听闻的背景音乐，就能制作出一段断章取义的视频，在算法加持下瞬间斩获数百万曝光。他们对侵权危害结果具有明确的直接故意——正是借着司法“时间差真空”，靠这些侵权视频快速吸粉、变现。而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活跃度飙升，估值、股价接连攀升，反过来又吸引更多“黑嘴”涌入，发布更多侵权内容。
面对大范围的恶意攻击，平台不能以“算法没有价值观”“纯粹由机器自动分发”作为免责挡箭牌。正如哈佛大学数据科学家凯西·奥尼尔在《算法霸权》中一针见血指出的：“数据本身是中立的，但掌控数据和算法的人，会在无意识中植入自身的局限与偏见，让算法成为服务自身利益、伤害他人的工具。”如果平台在底层架构中，将用户的“停留时长”“互动率”设定为系统优化的最高甚至唯一目标，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证明，平台对侵权结果的发生具有共同的主观故意，甚至是直接故意。
当然，上述的法律论证仅是推理，具体要结合相关证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并非要将矛头全盘对准平台企业，不可否认的是，平台面对海量用户和数据，要做到事前全面防控的难度是客观存在的。但必须厘清的是：当“算法至上”取代了基本的合规与伦理，平台对内容和用户的管理就会存在“审核纠偏真空”，长久下去，难免会变成这场精神侵略战中背后的“军火商”。
3、最隐蔽的真空地带：疯狂的自我组织
当司法的利剑无法及时斩断诋毁黑手，当算法的流量不断侵蚀社会信任，最隐蔽也最致命的真空地带终于显现：为什么网络黑嘴会如此疯狂地、源源不断地盯上胖东来？这使得企业的维权始终陷入一种打不完、防不住的被动状态。
德国系统式家庭治疗师、精神医学博士弗里茨·B·西蒙在其著作《我的精神病、我的自行车和我：疯狂的自我组织》中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观点：“如果对正常避而不谈，就无法去谈论疯狂；如果对疯狂避而不谈，就无法去谈论正常。关于疯狂的形成问题，也就是关于正常的产生问题。”他认为，所谓的“疯狂”，本质上是精神系统在特定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一种自组织状态。
西蒙的理论恰好解释了新华社披露的反常事实：当胖东来用数十年的时间，终于为消费者构建出一个可以安心消费的“正常”商业环境时，整个商业环境中的“疯狂”却开始向这里汇聚，形成了一场针对良善的自组织式围剿。
必须澄清的是：此处的“疯狂”虽然源自西蒙的学术概念，但本文绝不会将任何网络侵权行为实施者，甚至是对胖东来持有合理批评意见的人群，与精神疾病患者画等号。这里的“疯狂”，仅作为对“网络黑嘴源源不断自发聚集、形成系统性攻击”这一现象的系统学描述，用于分析其形成机制与运行逻辑。
02 精神侵略战的底层逻辑
如果说流量和利益是驱动这场网络绞杀的燃料，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网络黑嘴实施具体攻击行为？为什么像胖东来这样以善意为底色、极其“健康”的企业，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我尝试从最核心的心理动力视角，逐层拆解答案。
再次向读者说明：本章节的心理分析内容仅限于行为和动力的假设和论证，绝不代表对任何个体的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的诊断。相关医学诊断需严格由精神专科医院执业医师当面进行，请读者切勿自我怀疑与攻击。
1、什么是投射？
“投射”是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界公认的最基础、也最具破坏性的心理防御机制之一。弗洛伊德在1894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体将自己无法接受的冲动、特质、欲望或情感，错误地归因于他人的心理过程。
当代精神分析权威南希·麦克威廉姆斯进一步指出，投射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将内在的坏客体驱逐到外部世界，来保护脆弱的自我整合感”。而在精神霸凌中最常见的“投射性认同”，由梅兰妮·克莱因提出，是一种更极端的形式：攻击者不仅将自己的阴暗面投射给受害者，还会通过持续的指责、贬低和操控，诱导受害者真的表现出攻击者所指控的那些特质，从而完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值得强调的是：投射是所有人类都会使用的正常心理防御机制。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过投射来缓解内心的冲突。只有当投射被过度、僵化、脱离现实地使用，并且成为个体应对所有人际关系的主要模式时，才会演变成病理状态。
回望当下的商业舆论场，我看到了完全同构的逻辑。我深知在职业伦理和道德规范上，不能对任何网络账号做出医学诊断，但我清晰地观察到：胖东来所遭遇的，正是一场千万人参与的集体性敌意投射。只不过这次的受害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坚持了多年善意的企业。
2、敌意从何而来？
为什么流量猎杀专挑胖东来这样以善意为底色的企业？这个问题，很像我在做用户访谈时，精神疾病家属最常问的一句话：“为什么我是他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却被他攻击得最狠？”面对善良、美好、信任这些品质，敌意从何而来？
日本荣格流派心理分析师河合隼雄曾结合东方哲学视角多次阐释过投射。在他看来，敌意的源头不在“外部的敌人”身上，而在于我们自身内部被压抑、被排斥、未能活出来的生命面向。他曾强调，如果一个人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脆弱，就会通过制造一个“假想敌”来巩固自己的存在感。这种敌意，本质上是对自身不完整感的恐惧。也就是说，敌意来自于投射者——这些网络黑嘴们自身。
照这样的假设推导，我们会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胖东来越干净、越真诚、越无私，就越像一面镜子，照出网络黑嘴们内心扭曲的认知。为了保护脆弱的自我认知，他们必须把胖东来污名化。那些毫无逻辑的指控——“资产分配是作秀”“经营模式不可持续”“拒绝扩张是垄断”——本质上都是把自己内心无法忍受的“作秀”“不可持续”“垄断”强行投射给了胖东来。
毫无疑问，这些疯狂的敌意投射，给胖东来甚至社会公众带来了创伤。
3、集体创伤是什么？
创伤与成瘾领域的权威专家加博尔·马泰医生在其著作《健康的迷思》中，是这样定义创伤的：创伤并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是由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在你内心留下的伤痕。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明确规定，PTSD是在经历或目睹了极度威胁性或可怕的事件（例如自然灾害、战斗、严重事故、性暴力等）后发生的一种反应。更直接地说，创伤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这种伤害存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心理和身体中，并且在最初事件之后一直存在，随时都可能被触发。
ICD-11最新规定的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是指个体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且难以或无法逃离的极端威胁性事件。比如情感暴力，虐待、霸凌等。CPTSD除了包含PTSD典型的创伤闪回、回避行为、警觉性增高等症状外，还会出现情绪调节障碍、持续的自我负面认知、人际关系困难等核心反应。
马泰医生也多次公开提及，当一个人长期处于一种充满压力、防备、算计和情感剥夺的“毒性环境”中时，这种环境本身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影响。
回望中国商业的发展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代消费者曾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生存在一种堪称“毒性”的商业环境中。从近现代的殖民屈辱史中体会到的剥削与掠夺，到改革开放初期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再到后来的霸王条款、大数据杀熟等各种消费陷阱。“无奸不商”这四个字，不仅是一句俗语，更是中国老百姓在漫长的“互害型”商业环境中被迫总结出的一套极其悲哀的生存防御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的集体潜意识里，积压了太多关于“被欺骗、被收割、弱小就会挨打”的生存焦虑与防备心。在这样的毒性环境中，集体的复杂性创伤后应激心理状态或许一直都普遍存在。
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学会前主席巴塞尔·范德考克医生在《身体从未忘记》中进一步阐释：创伤性经历不一定是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仅仅是聆听类似的经历，都有可能产生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此处仅指群体层面的心理应激状态，而非个体临床诊断意义上的PTSD。
因此，当公众目睹胖东来这样一个秉持良知、不欺不瞒的企业，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反而因为它的透明与善良，在流量的屠宰场里被当成软柿子捏时，大众潜意识里那道刚刚结痂的代际创伤被瞬间撕裂了。
这场网络猎杀，触发了全社会巨大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它唤醒了大众心底最深层的恐惧：“好人终究没好报”“美好事物总会被毁灭”“我们会一直被欺负”。所以胖东来已经看到了这个更深远的危害，甚至多次公开表示不得不诉诸法律手段——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惩罚侵权行为人，更是为了还社会、供应商、员工一个公道。
面对这场由集体创伤引发的精神侵略，胖东来没有选择以暴制暴，而是走出了一条超越是非的独特道路，将创伤转化为创造。
03 创伤即创造：超越是非的经营哲学
如果说黑嘴的攻击是一场为了创伤后应激而结成的“疯狂自组织”，那么胖东来的经营，则是一场为了整合创伤而实现的“创造性自组织”。两者皆是回应外界的能量场，只是前者选择了沉沦，后者选择了进化。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精神侵略中，胖东来既是风暴中心的主要创伤承受者，也是最终的破局者。
为何胖东来展现出非比寻常的定力？答案或许不在于更厉害的公关手段，而在于胖东来的“经营哲学”。
我把这种哲学认知概括为“创伤即创造”，源自禅宗六祖惠能的“烦恼即菩提”。简言之，胖东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创伤中转化成创造，下文从创伤整合、企业管理、法律实践三方面展开解读。
1、创伤的疗愈是整合，整合意味着创新
在创伤心理危机干预中，面对一个正在创伤应激反应的来访者，最难的不是将其制服，而是穿越他扭曲的表象，看到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煎熬，接纳并引导其完成自我整合。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先生正是那个具有这种顶级疗愈洞察的人。面对铺天盖地的诋毁，他多次公开表达过一个令人动容的观点：那些诋毁他、攻击胖东来和他本人的群体，也是需要去帮助的对象。这让我想起先贤孟子曾云：“仁者无敌。”
胖东来并未在创伤后应激的负面情绪中停留，反而立刻采取行动。在心法上怀着“平常心是道”，不把攻击他们的网络黑嘴当敌人，还怀抱良善之心去引导和帮助；在做法上持“本分事接人”，他们在官网上及时公开流量猎杀相关案件的情况说明，把事实证据一切摊在阳光下，一如既往的真诚。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创伤转化为创造”的能力，并非胖东来应对网络攻击的临时策略，而是刻在它基因里的核心特质。胖东来的创始团队和全体员工，和我们一样都曾在“互害型”商业环境中受过伤，但他们选择将这些创伤，转化为了善待他人的动力。比如为供货司机提供免费淋浴和休息室，公司一半利润分给员工；更别提那些来自消费者数不胜数的夸赞，除了商品质量过硬，连服务细节比如家电维修提供备用品，残障人士适用的购物车，雨天提供免费的雨衣雨伞等都温暖人心。
这些疗愈你我的细节背后也正是胖东来也曾经历过的不如意，不顺心，甚至是一些长期的复杂性创伤。在心理学视角，胖东来整合了创伤，主动选择了在伤口处创造。
2、管理理念：因行正道，而获长利
在管理学视角，这大概就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的，企业可以创造性地把社会需求或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创新的机会，也就是将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创新的方向。
在胖东来应对流量猎杀的经营实践中，我很清晰地看到了管理大师德鲁克一直推崇的理念：“do well by doing good”，我把它翻译为“因行正道，而获长利”，也是我们中国人朴素认知中的“义利合一”。无论是对消费者、供应商，还是对自己的员工，胖东来一直就没有偏离正道。
我还注意到，在人才储备和内部管理流程上，胖东来也一直在进步：不仅扩招法律相关人才，也进一步压实和优化流程直接负责人。这些“本分事”，恰恰就是在“战争”中学习，硬生生在精神侵略战场展现了极其强大的“组织反脆弱能力”。这体现在相关司法案件的审判中，胖东来的从容胜诉，正是得益于日常管理中扎实的“本分事”与证据留存。
因此应对假维权，真诋毁的网络黑嘴，胖东来只需要保持一如既往的真诚应诉即可。“柴怼怼案”还入选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中，这为日后其他相似案例提供了重要参考指导的作用。这也正是对第一部分“司法时间差真空”困境的有力回应——当企业坚持用法律武器捍卫正义，最终会推动整个司法环境的进步。
3、法来自于心：三大价值位阶的跨界回响
作为前律师，我曾在无数个案中深刻体会到，法律绝非冰冷的惩罚工具，而是你我心中良善在社会契约下的外化。正如多年前法学院老师的棒喝：“别把法律当武器去傲慢地伤人，因为人人头顶都有良知的星空。”这其实就是“万法唯心造”的法理版。
在法理学中，法律的价值位阶从低到高依次是：秩序、正义、自由。当我们将其与企业管理、精神健康相映射时，会发现它们在“心法”上是高度统一的：
秩序即边界。在司法实践中，它体现为权利与义务的厘清；在精神健康领域，它意味着建立健康的人格边界，坚决拒绝他人“病态投射”的越界；在企业管理中，它就是胖东来所坚持的分工明确的“本分事”。没有边界的善良是灾难，秩序是保护善意的坚实铠甲。
正义即良知。在司法中，它是对公平的捍卫；在心理认知上，它是剥离“被害妄想”后的客观与真实，是不偏执、不盲从；在企业经营中，它是“不欺客、不剥削”的诚信底色。正义，就是用实际行动去维护人心底最朴素的那份“好人必有好报”。
自由即慈悲（允许）。在法理学中，法律的终极价值是自由。法律之所以要设置严苛的秩序与底线，绝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罪恶，更是为了保障每一个良善之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它用规则的坚硬，为公众撑起一片免受恶意剥夺的屏障，让人们不必在防备与算计中时刻内耗，从而安全、舒展地去实现个人的潜能。
而在心理疗愈中，真正的自由正是从创伤防御与病态投射的牢笼中彻底解脱，拥有“不再被恐惧裹挟”的心智，是允许自己犯错，也接纳他人的不完美。在胖东来的管理哲学里，自由就是创造一个没有精神压迫的包容生态，把员工当成有尊严的“人”而不是工具，允许他们试错成长，甚至给曾经迷失的人重生的机会。
胖东来应对这场精神侵略战，其实就是一次将法理、管理与心理疗愈进行最高级整合的教科书级实践：用“平常心是道”的自由与慈悲，去接纳时代病态的创伤；用“本分事接人”的秩序与坚韧，去捍卫正义和良知的底线。
当一家企业能将外界的“创伤”转化为照亮他人的“创造”时，任何流量的猎杀便再也无法动摇它的根基，反而会成为它淬炼组织韧性、承担社会责任的契机。
写在最后
社会创伤的真正治愈，往往就源于我们与美好的双向奔赴。当屏幕前越来越多人能看透这场精神侵略背后的时代暗疾，并坚定地拒绝盲从时，胖东来，以及千千万万坚持走正道的良心企业，未来绝不会孤身一人。
守护胖东来，就是守护我们心中那份虽然伤痕累累、却依然不愿向黑暗妥协的良善底线。更重要的是，胖东来的屹立不倒，将向所有中国企业证明一个最高维度的商业真理：在这个充满焦躁的时代，绝对的真诚，依然是且必将是最稳固的商业护城河。
注：文/寇晨，文章来源：联商网(公众号ID：linkshop2012)，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亿邦动力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