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家公司，2020年都不是一个好年份，出海公司尤甚。国际交流几近中断，国际关系纷乱复杂，捉摸不定，先是100多款APP在印度被禁，后是TikTok、微信在美被禁……
然而这样的环境下李涛却有点“小庆幸”。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出海创业公司之一，APUS完整经历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出海的整个历程，几年间凭借着APUS桌面、APUS浏览器、APUS清理大师等产品在全球积累了超过14亿用户，年收入超10亿。
“小庆幸”来自于，早在2019年，APUS就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些调整不仅使得APUS免于遭受致命打击，反而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天晴的时候修了屋顶，以至于当大环境有了明显变化的时候，APUS不会被大雨浇灭。
突如其来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坏事，对于不能应对的公司来说，是灾难。而对于任何着眼于国际化的企业，一个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都是必经之路。唯有历经环境的千锤百炼，才能成为一家真正的国际化公司。
近期，亿欧专访了APUS创始人李涛，从他与APUS的视角，可以窥见中国互联网出海历程的一角。
2019，从“出海”到“全球化”
2020年，恶劣的行业环境并未对APUS造成致命性打击，反而2020 Q1、Q2APUS营收呈同比增长趋势，“影响仅仅在于，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大概率会增长地更快。” 李涛对亿欧表示。
没有受环境太大影响的原因是，在2019年，APUS就做出了三大战略调整。
首先，在核心的市场战略上，从“出海”转向“全球化”。
二者的区别在于，出海是把已经在中国验证成功的成熟的产品、商业模式复制到海外；而全球化蕴含着更为全面的国际化视角，“无论是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还是中国，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市场，关键在于哪个市场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李涛表示。
2019年下半年，APUS开始布局国内市场，同时也开辟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全球化的市场策略分散了风险，使APUS避免了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也对冲了疫情和国际关系变化对APUS的影响。
其次是产品战略上，增加了内容类产品。
APUS原来的产品线主要是手机桌面、浏览器、安全清理等工具类产品。2019年开始，APUS相继推出阅读、图片、短视频和游戏等内容类产品，包括Cut Cut、VIKA等一系列图片和短视频产品，投入1亿多打造游戏中心，至今已发布近百款游戏。
第三是改变交易模型。
以往APUS的交易模型是通过谷歌、Facebook等全球化代理商获得广告收入。而2019年APUS开始使用自己的广告系统（DSP）。
基于以上三大战略调整，2020年APUS在疫情和恶劣的出海环境下，依然保持增长。
而这些看似未雨绸缪的战略调整，是基于APUS多年在行业中的认知积累，以及李涛对趋势的预判。
回想起当时做出海的初心，这种对趋势的敏锐性也体现在李涛身上。
2014，星星之火
2013年，时任360移动业务负责人的李涛，在思考360的下一个增长点会是哪里。
他观察到当时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6亿多，但是在全球范围内，70多亿人口中只有25亿左右已上网，这意味着还有近50亿的市场空白。“当时我判断未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沉下去，二是走出去。”
另外一个偶然因素加强了李涛的判断。
2013年6月，李涛去巴西的时候，在酒店里看到服务员用的是一个普通功能机，而当三个月后他第二次去的时候，服务员的手机已经换成了安卓智能机。“当时我强烈地感觉到，在海外智能手机会迅速普及起来，从而带来很多机会。”
再看当时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免费大战之后胜利者正处于流量变现期，没有企业会把出海放到第一战略。于是，李涛创立了APUS，将出海作为核心战略。
2014年5月，APUS发布了第一款产品APUS launcher，一个月用户量即过千万，半年过亿。在资本市场上，出海战略也得到了认可，2014年6月，APUS获得一亿元A轮融资，2015年1月，APUS又获得了1亿美元B轮融资。
当时，除APUS之外，猎豹移动、赤子诚、触宝等同样看到机会的企业组成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第一波出海潮。
但总体而言，彼时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整体上出海意识不强，“在海外很少遇见同行，去美国见到的就两类人，要不是美国本土的白人创业者，要不就是在美国生活工作的华人创业者。”
就像茫茫航海征程，只有零零星星几艘船出发了。
2017，第二波出海潮
直到2017、2018年，越来越多的船踏上征程。
李涛将移动互联网的生态成长过程总结为一个金字塔结构。这个结构分为三级：
第一级是流量入口类产品，比如操作系统、搜索引擎、安全清理产品等，第二级是内容类产品，PC时代是优酷、土豆、youtube、Netflix等，移动时代是今日头条、抖音、各种游戏类产品等；第三级是商业服务，比如美团、阿里、滴滴等。
2014-2015年APUS、猎豹移动等的快速增长，是因为抓住了海外市场工具类产品的机会，而到2017年，海外市场发展到了第二级，内容类产品需求激增。商业服务类产品的需求，李涛认为还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会真正出现。
在目前所处的第二级生态阶段，李涛强烈地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出海意识增强，踏上海外征程。
2018年，在瑞士的一个偏僻小镇上，李涛正在一个小店里闲逛，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并说到：“你是不是APUS的李涛？”那个人是专注于境外经济旅行的穷游网CEO肖异。2018年在俄罗斯，在一家教堂前，相似的场景也同样发生。
“做出海业务的人多了，增加了我们碰到的概率。”李涛感叹到，“特别是2019年，能感觉到全球化、出海，已经成为了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高频词汇。”
而与此同时，之前“纵马驰骋”的出海环境，也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
2018年9月，APUS的谷歌广告账号遭到封禁，由于提前引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并进行了自有广告平台的布局，谷歌最终没有下架APUS的相关应用。
2018年11月，猎豹移动被FaceBook终止合作，2020年2月，猎豹移动的45款应用和游戏被谷歌从Google Play应用商店下架；2019年7月，触宝60多款应用程序被谷歌下架。2019年9月，汉迪40多款APP被Google Play下架。
围墙之外，妖魔鬼怪一直都在
到2019年，中兴事件、华为事件，以及2020年的TikTok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李涛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问题一直都存在，这些事件只是将其搬到了更为显性的位置。
“这本质上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影响力的表现。是整个中国互联网势力的崛起引起了美国互联网行业的警觉，从而做出的应激反应。”
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国际化意识不强的阶段，中国企业不被关注，出海的环境看起来开放、友善。而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外的崛起，环境转变为一种正常的竞争环境。
李涛认为这种环境并没有那么恐怖，“中国企业以前就像被围在一个围墙里，习惯了某种形式，现在走出去，围墙打开了，发现外面什么妖魔鬼怪都有，然后产生了不适应。”
2000年的互联网寒冬中，中国大量互联网企业的倒闭是由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的。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互联网企业处于发展初期的高速增长状态，并且身处围墙之内，没有太深的感受。2015年全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国通过资本政策，“用时间换空间”。
但纷乱复杂，捉摸不定才是正常的国际商业环境。外面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妖魔鬼怪一直都在。发生在华为、TikTok身上的事情，已经在很多国际化公司上重演多次。
而在这样的围墙外生存，李涛认为，“最重要的是，你拿到全球市场上的产品，一定是必须的、不可替代的、不可禁的，国际化的本质是创新。”比如TikTok满足了美国很多用户的娱乐需求，但它不是美国社会不可替代的文化根基，只是锦上添花。
目前，APUS也正致力于创新，做不可替代的产品。
注：文/ 小北，公众号： 亿欧网（ID：i-yiou），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亿邦动力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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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亿欧网
